談曹操的管理心理思想和借鑑意義

曹操是歷史上成功的“管理”者,其歷史功績世人皆知。在曹操一生的政治軍事生涯中,管理心理思想具有十分豐富的理論內涵。本文從“唯才是舉”、“選將量敵”、“褒亡厚往”、“賞罰分明”等內容上提煉出許多管理心理方面的思想,特別是對“唯才是舉”的重新詮釋,使這一古老的用人方針,在我國現階段改革開放的社會環境中,具有更為深遠的借鑑意義。

曹操(公元155—220年),字孟德,沛國譙縣(今安徽亳縣)人。我國古代著名的政治家和軍事家。他在政治上要求革新,反對保守;重視實踐,反對空想。具有樸素的唯物主義思想。

曹操在其一生的政治、軍事生涯中“博覽群書、特好兵法”,把古代典籍上關於政治、軍事方面的經驗與現實管理相結合,摸索總結出了大量政治、軍事方面的思想和理論,其中包含著許多管理心理思想的內容,主要反映在其《曹操集》和《孫子注》兩部著作當中

　　一、“唯才是舉”的用人方針

曹操一貫實行“唯才是舉”的用人方針,注重從能力方面去考察和提拔有才能的人。提出“舉賢勿拘品行”、“取士勿廢偏短”,即使是“不仁不孝”,但是有“治國用兵之術”的人,都可以大膽起用。他說:夫有行之士,未必能進取,進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陳平豈篤行,蘇秦豈守信邪?而陳平定漢業,蘇秦濟弱燕。由此言之,士有偏短,庸可廢乎!①意思是說,品行高尚的人不一定就有才能,而有才能的人,不一定就有高尚的品行。曹操舉例說:陳平並不是一個純厚的人,蘇秦也並不守信用,然而陳平輔佐漢高祖奠定了西漢的帝業,蘇秦救助了弱小的燕國。因此曹操認為:有才能的人即使有某些短處和缺點,又怎能廢置他們不用呢?這段話較好地體現了曹操“唯才是舉”、“勿拘品行”的主要精神。公元196年,曹操迎漢獻帝到許昌後,決心重新整理政治,曾給獻帝上了一份表章,提出十四條改革建議。他在前言中強調了要富國強兵,必須推行“用賢任能”②的政策,體現了他注重從能力這個角度考慮人才選拔的思想,直接激勵了將士謀臣們的能力發展。此外,曹操還繼承了先

秦韓非子“宰相必起於州郡,猛將必發於卒伍”③的用人思想,“撥于禁、樂進於行列之間,取張遼於亡虜之內”④,且上表漢獻帝,均封三人為將軍。這對當時“任人唯親”的用人路線是一個有力的衝擊,同時使將士們都認識到,凡有某方面的能力者,都可受到重用。既滿足了將士們的個性心理需要,又考慮到了這種作法在社會上的影響,從而獲得了部下的信任和忠誠,因此在他身邊聚集了一大批文武人才,並吸引了不少敵人營壘裡的名將謀士棄主來投。這說明“唯才是舉”的用人路線,在當時收到了較好的社會效果,也是曹操勢力由小到大,最終取統治權的一個重要原因。

現代管理心理學認為:能力是“直接影響活動效率,使活動得以順利完成的心理特徵的總和。”⑤要對人力資源進行合理的開發和利用,使組織發揮較大的群體效能,就必須重視個體的能力。曹操在東漢末期清楚地認識到這一點,是非常值得肯定的。

然而,從表層現象看,曹操“唯才是舉”、“勿拘品行”的用人方針,與我國現代領導幹部選拔提倡“德才兼備”的指導思想是相矛盾的。但是我們如果從更深層的原因來分析,會發現曹操的這種觀點有他更為廣泛的、深遠的社會意義:

第一,曹操是在封建社會到處充滿“任人唯親”用人思想的環境中提出這一理論的,用歷史的眼光來看,“唯才是舉”在當時具有非常進步的社會意義。確實為曹操在政治和軍事上的成功奠定了理論上的基礎。

第二,“勿拘品行”是有條件的。曹操的本意是指人的品行方面的“偏短”可以忽視,這些“偏短”並不會影響一個人的根本品質,而在根本品質上,他對將領提出了“質忠性一,守執節義”⑥的基本要求。認為在“忠誠”和“大義”等原則問題方面,要稟性專一,堅守節操,這在管理過程中是絲毫不能含糊的。

第三,現代管理心理學中重視領導者素質“德才兼備”的標準,這實質上是我們在理論上設立的目標,具體實踐過程中我們當然是努力朝這一目標前進,而要完全滿足這一目標的要求,則有相當的難度。

由此看來,曹操“唯才是舉”、“勿拘品行”的用人方針,不僅與我們現代管理心理學中領導素質“德才兼備”的用人標準不矛盾,而且還能夠對我國現階段改革開放社會環境中的用人路線提供積極的、務實的理論參考,併產生更深遠的意義。

　　二、“選將量敵”的用人藝術

“選將量敵”是曹操管理心理思想中比較典型的一個特徵,即在掌握將領心理品質的基礎上,根據敵人不同之特點,選派不同的將領以制敵。曹操在其《曹操集》和《孫子注》中多次提到關於將領心理品質的要求。認為一個稱職的'將領,必須具備這樣一些心理條件,他說:武力既弘,計略周備,質忠性一,守執節義。每臨戰攻,常為率督,奮強突固,無堅不陷,自援 鼓,手不知倦。又遣別徵,統御師旅,撫眾則和,奉令無犯,當敵制決,靡有遺失。⑦就是說一個稱職的將領,必須武藝高強,謀劃周密,品質忠誠,稟性專一,堅守節操和大義。要臨陣督戰,奮勇破敵,親自擂鼓而不知疲倦。率部出征,則能安撫將士。執行命令,從不違犯,遇敵應當機立斷,從不疏忽大意。曹操認為,如果一個將領能夠具備了這些心理品質,不但能戰勝強敵,還能為部下起到一定的表率作用,激發軍隊的士氣。“將賢則國安也”。⑧是曹操對將領心理品質的高度評價。

另一方面,作為將領還必須注意矯正自己一些不良的干擾作戰的心理因素。曹操在《孫子注》中指出:大將怒而不厭服,忿而赴敵,不量輕重,則必崩壞。

意思是說,將領在情緒狀態不好的情況下,帶著心中怨怒出戰,又不知自己能力的大小,在這種不良的心理因素干擾下,最後必然會導致失敗。

公元215年,大將張遼、樂進、李典三人領兵七千擊退了東吳孫權的十萬來犯之眾,保住了合肥。這一仗的勝利也和曹操瞭解將領心理品質而“選將量敵”的用人藝術是分不開的。守城將領張遼和李典是善於進攻的猛將,而樂進則比較持重。於是曹操下了這樣一道密教:“若孫權至者,張、李將軍出戰,樂將軍守,護軍勿得與戰。”⑩終於大敗孫權。後來東晉歷史學家孫盛評論道:“合肥守禦,弱而無援。如果專任勇,必然好戰,導致失敗;如果專任怯,必然生懼而難保。曹操勇怯互用,實在妙極了。”這是曹操根據將領不同個性差異和才能特點等心理品質,去擊敗敵人的一個例項,也是曹操“選將量敵”思想在實戰中成功運用的一個典範。

　　三、“褒亡厚往”的激勵手段

管理心理學認為,激勵是“通過一定的刺激促使某種思想、願望和行為產生的心理過程”。激勵理論被認為是現代管理心理學中最核心的內容,群體的士氣就是通過激勵手段來實現的。曹操在其一生的政治、軍事生涯中,總結出了這個道理,並實施到他的管理活動當中去。他說:勢有不得已也。陷之甚過,則從計也。必殊死戰,在亡地無敗者。就是說,士兵在不得已的情況下會拼死戰鬥,如果陷於危險的絕境,就會聽從指揮,絕地反而容易激發士兵的勇氣而反敗為勝。這裡面唯一起作用的是士兵在絕境中產生的強烈的求生慾望,從而激發出高昂的士氣。同時,“褒亡厚往”也是激勵部屬士氣的重要因素。曹操曾說過:“褒亡為存,厚往勸來也。”就是說獎勵死者是為了鼓勵活人,厚賞前人是為了激勵後人。曹操用這種方法激勵部隊的士氣,使將士生時能為國家努力作戰,奮勇殺敵,也能為自己的不幸犧牲預先感受到一種心理上的安慰。他還讓士兵們用 雞羽毛裝飾頭盔,他說: 雞猛氣,其鬥終無負,期於必死。今人以 為冠,象此也。意思是說,雞具有勇猛的氣概,直到鬥死,從不敗退。所以曹操認為:士兵用 羽裝飾頭盔,就是象徵這種戰鬥精神。這對士兵的戰鬥情緒確也起到了一種心理上的激勵和鼓舞,使軍隊能夠保持著旺盛的士氣。

激勵是一種管理手段,同時也是一種領導藝術。因為人的任何一種行為的出現,都是有一定原因的,這種原因就是人的心理需要。如果領導者掌握和理解了其下屬的心理需要,就可以採取一定的激勵手段和激勵措施給予心理上的滿足,這樣就可以較大程度地激勵下屬的工作情緒和活動效率,使組織的目標得以儘快實現。曹操在其一生的實踐過程中,較好地運用了這一原理,是他最終取得事業上的成功的有效前提。同時,也值得我們現代的領導者們學習和借鑑。

　　四、“賞罰分明”的管理原則

曹操“賞罰分明”的管理原則與現代西方管理心理學提出的“公平理論”不謀而合。美國心理學家亞當斯在研究分析人的積極性與分配方法的關係時指出:工資、報酬的合理性和公平性對人們工作的積極性有較大的影響。曹操在其《孫子注》中也明確提出:“軍無財,士不來;軍無賞,士不往。”公元207年,曹操消滅了北方最大的割據勢力袁紹集團後,為了激勵將士繼續為統一戰爭貢獻力量,下令封賞功臣。他說:吾起義兵,誅bao亂,於今十九年,所徵必克,豈吾功哉?乃賢士大夫之力也。天下雖未悉定,吾當要與賢士大夫共定之;而專饗其勞,吾何以安焉!其促定功行封。意思是說,我(曹操)起義兵平叛十九年來,每戰必勝,這並不是個人的功勞,都是與將士謀臣的奮勇作戰和出謀劃策分不開的。現在天下並沒有安定統一,我應當同大家一起去為之努力,而又怎能安心地獨自享受這些功勞和榮譽呢?現在要儘快定功行賞,安撫將士。不難看出,曹操在另一方面,曹操為了更好地貫徹執行他“賞罰分明”的管理原則,加強部隊的組織紀律性,頒佈了《敗軍抵罪令》。他說:自命將徵行,但賞功而不罰罪,非國典也。其令諸將出徵,敗軍者抵罪,失利者免官爵。意思是說,自從我(曹操)派遣將士出征以來,只賞有功的而不懲辦有罪的,這是不符合國家大法的。眾將帶兵出征,打了敗仗要按法律治罪,造成損失的要免去官職和封爵。這樣,使將士們存在著一定的心理緊張,強化了將士們的責任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