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的记忆,那时的延安城散文

【那时候的延安城】

那时候的延安城是朴素的，如同一个山区农人，朴实、干净、健壮，浑身洋溢着洗不净的乡土气和泥土味。今天回想起来，反倒给人一种亲切感，仿佛我们村上的邻家阿叔和婶子，什么时候碰见都是那么自然。

那时候北门口残留的黄土城墙还在，城墙下有一个土法造纸坊，纸坊里每天浑身纸桨和汗水的师傅是我们甘谷驿老院子下巷里纸坊上来的老王师傅。他的儿子是我国小时的同学，从延安回来后曾给我们说延安城二分钱可买一个冰棍，有一毛钱话一次买上五个冰棍，就可以一回把那好东西吃够吃美。纸坊院背靠城墙有一座破败的老房子，房门上白天晚上挂着一把大铁锁。听电影院中心巷住的表弟说那里面堆的满满的都是废书，能挑出许多装帧很漂亮的外国书，曾有孩子从窗子翻进去偷出几本很好看的书。听到有那么多那么好的书，苦于找不到书读的我心里想自己也翻进去偷上一回书，但因胆子小，最终还是没敢去。纸坊紧挨的就是延安地区人民医院的太平房。又怕死人闹鬼，又怕活人发现，从那时候，我就知道了自己没出息，不是个干大事的料。

那时候这座城市穿城而过的河水很清澈，虽然入秋后天气凉了，但偶尔能看到跳水游泳的青年，河边经常有洗菜和洗衣裳的妇女。像我们在乡下一样，河边有孩子们在河滩的草丛里追蝴蝶，捉蜻蜓……

那时候这座城市周围的山峰很高，延河边的宝塔是真正的巍峨，如歌里唱的那样“高耸入云端”，令一个乡下孩子经常翘首仰望。

那时候宝塔山下是平坦的河床，尚未设置河堤的河岸边散落着零散而低矮的土木结构的旧房子。河滩上有许多粗壮高大的老柳树。河岸上边破破烂烂的围墙里是卖菜水和卖牲灵的市场，每天人吵得很热闹，那是延安城里最红火的地方。

那时候这座城里的人好像不怎多，街上稀稀落落地走着些散散漫漫的人，偶尔能看到一辆汽车开过去，吸引了好多目光。

记忆中的延安城色调是灰色的。

那时候城里居民和单位烧的都是有烟煤和木柴。每天早起、晌午和临黑，城市上空弥漫着黑色的炭烟，偶见清凉山、宝塔山、凤凰山山坡坡上窑洞里那些住户的烟囱上飘出几缕白色的柴烟，袅袅娜娜，升上山顶……

在那些个灰色的日子里，一个乡村孩子踯躅在古城的大桥和街头……

勤劳的母亲在地里做活时不慎被酸枣剌刺伤了右手拇指，因未采取治疗措施一直在地里忙，致伤口感染，后来严重到非常危险的境地。因此，我陪母亲从乡下来到城里，住进了当时的延安地区人民医院治疗。

那个时候的住院楼，如同这座城市的色调和那座住院楼的色调，住院的日子也是灰色的。

母亲的伤势经手术稳定后继续留在医院消炎，一个十来岁的乡村男孩便走出医院大门，用不懂得疲劳的双脚丈量这座城市的每一条街道每一条巷道，用无知而好奇的眼睛打量这座属于城里人的城市。

那时候最着迷、最留恋的地方是一个叫做“纪念馆”的地方。那纪念馆就在地区医院隔一条窄窄的马路对面的凤凰山麓的一个小院子里。小院子坐南面北横着一个不太大的长方形展厅。

我经常去看的是一匹小青马的标本和一些枪械刀矛等武器。那些东西让一个没见过世面的山村孩子总也看不够，有时候呆呆地站一个下午。

那时候最解不下的问题有三个，经常呆呆地站在街头发儍：一个是为什么城里孩子们不穿黑布衫毛兰布衫而穿白布衫，放学后干活不是一下便脏了吗？一个是清早上学和后晌放学时大桥上背着书包的学生们东关的'往城里方向（西面）走，城里的往东关方向走，两股人流天天相向而行，为什么不让他们在各自住的方向的学校里念书，那不是都近一点，都不要走那么多的路吗？还有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路口的提示牌上写着“行人靠右行”，为什么不让走左边呢？左边的路空下做什么用？长大后读书偶见资料说民国时期山东一位军阀也曾说过这样一句话。看来，与我一样头脑笨拙、思维简单的人在这世界上最少还有一个。除我们两个外，这世界上的人都是聪明人，人家就是没有出过这种笑话。因每提到那位军阀的此句“名人名言”时周围的人们都是鄙夷的神情和耻笑的口气，使我低着头不敢说出自己当年也曾有过这样的想法。看来，在他们，这是太低能太愚蠢的表现。我是真的佩服人家都没有犯过我这样低级的错误，都没有提过这等幼稚的问题。

那个候收获最多的是在清凉山下零乱的建筑工地上捡拾了很多废弃在泥土里的不同型号的钉子和几根粗细不等的铁丝，这令我当时简直欣喜若狂，拿回家后给我和二弟每人做了一辆冬天在冰河上飞快溜滑的冰车。早就眼馋着小伙伴们的冰车，家里不给钱买钉车子的钉子和敷滑轨的铁丝，爱了几年一直没有办法。

那时候最深的记忆还是饥饿。医院灶上一日三餐送到病房楼道的饭菜非常好，现在还能感觉到送饭人来时那种诱人的香味。那饭应该不贵，因看上去最香最美最诱人的一碗红烧肉片子才两毛钱。但贫寒的母子几乎没吃过那些送来的饭菜，每餐吃的主要是乡下带来的干粮和医院提供的开水。

从母亲病房一位做了兰尾炎手术的北京女知青的讲述中，知道了人的身体有很多器官，有的器官很重要，比如心脏，一刻也不能出问题，出了问题就不得了。有的器官并不重要，比如兰尾，它平时于人几乎没什么用处，但一旦发炎，疼得很厉害，如果做手术不及时化了浓，能疼得要了人的命。

这是那个时候乡下孩子在延安城学到的唯一知识。

【那时的记忆：老树和歪脖子杨】

在我们家的老院里，有一棵老柳树。听父亲说，这老，它已有二三百年的光景了。

那老柳树呀实在是茂盛极了。雄伟的树干顶天立地，偌大的树冠遮天蔽日；浓密的枝叶把院落覆盖的严严实实。小院的蚊蝇等小生命都充分享受着他的福荫，过着不怕风、不怕雨，不怕毒日头的无忧的生活；特别是老树下滋生出的那一片苔藓，更是叫人喜爱，水灵灵，活鲜鲜，一片片都如巴掌大。他们那勃勃生机，大有倾覆全院之趋势。

而我与姐姐在那年清明节时栽下的那棵小青杨，由于晒不上太阳，吮吸上露水，沐不上清风，竞被窒息得面黄肌瘦，浑身病容，拼命想往上窜的纤弱的头被老柳树横伸过来的一根枝柯捺了下去，变成了一个孱弱丑陋的歪脖子杨。于是，那些苔藓们便愈加放肆地欺凌着歪脖子杨，想把我那小青杨从这块地上挤出去，独占这一方领土。

过了四年，年老的柳树开始衰萎，不到秋天，便把大把的叶子洒向地面，渐渐地，赤裸的枝干也变得干枯。

父亲请来木工锯倒并搬走了老柳树（这可怜的老树呀，它的中心被岁月和虫子蛀空了）。没有多久，那些苔藓们便一簇簇地干枯并消亡，而那棵歪脖子杨，竞然奇迹般地挺直了腰背，硬是往上窜了一丈多，终于采撷了那一片蓝天……

【那时的记忆：老屋难离】

这几天，心口一直在发疼，两只眼眶酸酸的，就像被强压的泉眼，一步小心松开手，泉就要奔涌而出。我知道这是因为搬家的缘故。

整理老屋，把父母搬到城里来，是妹妹们许久以来的愿望，但一直迟迟不能实现。原因是非常简单的，父母坚决不愿搬离老屋，当然，这些年，受了一辈子苦的父母虽已年过七旬，但他们一直在山上种地，并办小商店，他们不愿意牵连在城里并不轻松的儿女，他们要自食其力到终老的那一天。为这件事，说直接点，为了不让他们再上山种地和日夜守着那实际上早已赚不到钱的门市。我们姊妹虽然都是清苦的小职员和靠苦力吃饭的小生意人，但对父母的孝心都是一样，这在我的老家甘谷驿是众口一词的。积劳成疾，辛苦了一辈子的两个老人，说什么也不能让他们再上山种地和日夜不得歇息地守那个小门市了，但在这一点上显得格外固执的两个老人面前，是谁也没办法。

在今年春上，也可以说是在最近，才终于做通了父母的工作。这倒并不是说父母因重病做了手术，而母亲的冠心病越来越重，而且被210国道改建拆了院子，拆残了窑洞不利于孩子们的说法使他们改变了主要，根本的原因依然是为儿女的着想。于是，这个“五一”节假日，姐妹们便回来整理东西，为父母的搬迁做准备工作，远在黄河边出差的我电话上知道了消息，便直接乘车回到了老家甘谷驿。

知道忙碌劳累的这两天，我才更深地理解了父母不愿搬离老屋的心情。在把几个窑洞的东西往一个窑洞清理的过程中，母亲不停地站在门口张望，生怕孩子们把她积攒的东西扔了。妹妹，弟媳们，包括我，总在不由地母亲几句：没用了，迟早是个撂。但每当扔一件东西时，心里非常复杂的。

三妹说：趁早撂了，早撂早好。一旦老人去世了，更难撂了，是啊，眼前看起来已没有任何使用价值和经济价值的东西，哪一件不是我们全家曾经的依赖，添腹的锅碗，御寒的棉袄，担麦的担子，锄草的锄头，挖野菜的小篮，掏小菜的小头？哪一件不是伴随我们成长的艰辛！我想，父母和我们都不愿说破的是，这一走，他们还能不能回老屋居住吗？谁也明白，他们的再回头，是在他们仙逝后的安葬时。父亲把木料和柴炭那么整齐地堆放好，母亲把布匹衣被那么整齐地存放好，他们还有用的机会吗？他们是在最后一次为儿女们尽心，尽微薄的力，唉，父母，你们可想没想，一旦你们去了，你们丢下的东西，教儿女如何能下的手丢掉？

整理完老屋内的第三天早上，父亲又领着我与小弟和三妹夫，把大门外堆放的石头往齐了落，说是一旦有个事，车好行动，我心里咯噔一声，泪水汹涌出眼眶。还能有什么行动，父亲在为他与母亲去世后，儿女们安葬他们的方便着想。再过几日，说好的邻居一到，父母就要离开老屋了。平时不愿求人的我，盘算着到时给几位开车的朋友说一声，让去接一下父母，但又，到时，我会控制不住自己的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