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笔记一则

张寿安的这本很不错，虽然仍是在他写凌廷堪的那一本的大框架下，清中叶礼学的兴起及其对理学的挑战，确实为我们反省乾嘉朴学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说视角仍然太轻了，以礼代理，提供的是一个整体性的解释框架，很有发挥的余地。

其实这个框架的雏形，早在胡适先生的《戴东原的哲学》中已经有了。他已经看到从戴东原到凌廷堪，以礼学取代理学的倾向越来越明显了，可惜他们那一代人，代表当然是他跟梁任公，都太想把乾嘉考据跟西式的科学讲到一块去了。礼学看起来还没理学科学，自然不能有进一步的想法了。

我怀疑张寿安的基本想法就是从胡适这里来的。虽然胡先生并不在我佩服的民-国牛人之列，但我得承认他真是个很有问题意识的人，不是我们现在说烂了的所谓问题意识，而是真正的，在他带着明显的先入之见的时候，仍然能看出另一面的大问题来，确实很厉害。

但张想把这个以礼代理作为确立十八世纪在解释近代中国的枢纽地位的根本论据，在我看来，实在是有些走错方向了。这明显仍是美国中国研究的思路，想在前近代中国找出海通后中国的种种大变局的前因。这种目的论式回溯随着“在中国发现历史”而兴起，但这跟我们现在的处境，真的是直接相干的吗?我表示怀疑。

宝树同学很久以前说过一段大意如下的话：对于现在的我们来说，不停的区分中国与西方根本无法触摸到我们处境的根本之处。西方并不在我们之外，而是如此深的构成了我们，以至于任何对西方的理解都是某种意义上的自我理解，中国现代性的麻烦之处也就在这里。

确实，不管我们怎么努力的试图证明近代中国的变化是多么的'“中国”，有多少前近代的潜流，在理解我们现在的根本处境这个意义上，都是不相干的。1840年前后与西方的遭遇，这个绝对的外缘性带来的根本的断裂，才是我们的处境中最让人头疼的地方。不管从宋代以来的辩伪学已经为古史辨派准备了多少火药，没有海通后经学在中国决定性的动摇，它都不可能发生。这不是个历史解释中的因果问题，否则我们只须不痛不痒的说内缘外缘一起作用不就完了。这个问题，正如韦伯一再告诫我们的，永远都只是个合目的性的问题，我们不需要那些对理解自己当下的根本处境毫无关系的解释，否则，在现在这种早已放弃了古典意义上的整全的认识论下，所谓视角之类的东西岂是能发现完的?

不理解西方曾经对于我们根本的外缘性，就不能理解它当下对于我们根本的内在性。不理解我们的生存曾经被绝对的打断过，就无法理解当下所有试图重新激活我们古典传统的努力。就此而言，连续性和断裂，首先不是历史意义上的，而是生存论意义上的。当顾颉刚带着兴奋的心情告诉我们三代不过是个神话的时候，这并不是什么理性的狡计终于借着从宋到清的辩伪学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古史辨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之前的辨伪学的完成，而是一个根本异质的东西。而正是这个东西内在于现在的我们。

在我看来，张寿安处理十八世纪礼学的时候，正是对于这一点缺乏足够的反剩他试图在十八世纪找到近代反礼教运动兴起的前因，却只能重复五四人的指责，那就是礼教压制情欲。可是在他的书中，礼学在十八世纪的兴起，一个主要的动因，正是因为理学无法处理与情欲的对立问题。理与情，理与欲的关系，是个很复杂的问题(不须多说，只须想想“情理”这个词所提示的)，但即使我们姑且假定确实有作者说的那种对立，礼学也是作为正当化情欲的力量而在当时兴起的，而非相反。事实上，礼者情之节文，缘情制礼，这本就是儒家的传统。当然同样存在着礼与情的张力，但想在十八世纪找到礼与情的对立，进而为近代的反礼教运动找到前因，首先就与作者自己在文中的逻辑不符了。除非我们动用黑格尔式的解释，礼与情的关系，从十八世纪的正题演变为二十世纪的反题，才勉强说得通。但这明显不是作者所想要的那种因果，由因引出的果。

事实上，就对“情”的态度而言，古典中国与希罗相比，那绝对是正面的多。希腊哲学中的pathos是绝对的被动，要么属于身体，要么属于灵魂中低贱的部分，即使不是直接的恶，也最多只是不善不恶而已。而儒家以喜怒哀乐之已发未发解释中和，以四端为道德立定根基，情不仅是主动的，而且是善的起点。当然我们可以争论先秦的情到底跟我们现在说的emotion有多大相似性，但基本的对比是没问题的。这个也不是我的什么创新，钱穆先生在1923年写的一篇比较中庸与斯多葛派哲学的文章中，已经说了这个意思了。只不过没有用pathos这样的洋字眼而已。我以前一直觉得钱先生不懂西学，看来是错了，老先生只是后来故意不往这边用力了。

说点题外话，礼与情的关系，也是我自己这一段时间非常有兴趣的问题。儒家以仁义立教，亲亲尊尊尚贤，但这两者或三者之间，实在有着非常复杂的张力。仁者爱人，从亲亲开始，正是喜怒哀乐之发，不可能不是情感性的;我们可以非常粗浅的说义者宜也是理智性的，而亲亲则近于仁，尚贤近于义，而尊尊则在二者之间。即使在这个很粗陋的初步框架下，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孟子与告子辩仁内义外，以及对万章解释舜封弟象的原因所提示的儒学内部的复杂张力了。回到礼的问题，亲亲与尊尊的冲突，如为父绝君还是为君绝父，以及张寿安书中分析的叔嫂有服无服，人妻先于人妇还是人妇先于人妻的问题，如果我们不是只想求历史的因果，而是想真正的激活我们的古典传统，那么，这些就绝不仅仅具有历史的意义，而是具有根本的生存论的意义，即使对处于礼崩乐坏的现在的我们来说。至于我们的古今之争的问题，则是进一步的了。即使现在离说到还远，但总要向这个方向努力，我们本来就生活在断裂的地基之上，而再多的因果性再多的目的论追溯，也对理解我们的当下无能为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