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層管理者忌用的三種人

中國悠久的歷史中不乏建功立業的賢臣名將，也不乏禍國殃民的奸佞之臣，關於“選賢任能和安邦治國之道”，司馬光的《資治通鑑》已多有闡述，但以下三位歷史人物，對現代組織來説，是高層管理者最需要提防和忌用之人。

　　和珅：有大才無大德者

《宰相劉羅鍋》、《鐵齒銅牙紀曉嵐》等影視劇裏，和珅的扮相可謂婦孺皆知，粗鄙、陰險、乖戾，一看便是獐頭鼠目之輩。影視劇為了突出人物的行為和個性特徵而採用臉譜化和戲説的手法並不為過，人物的忠奸賢愚，功過是非，善惡美醜，畢竟在老百姓眼裏，一望便知。但是，從歷史真實的角度來看，和坤卻是另一副臉孔。

和珅精通滿、蒙、回、藏四族語言，按照時髦説法，可謂精通四種“外語”的奇才。除此之外，琴棋書畫、詩詞歌賦，他無所不精、無所不能，一部《石頭記》也正是由於和珅的慧眼，才得以發現和流傳。難怪乾隆將御前大臣兼都統、領侍衞內大臣、大學士、理藩院尚書種種位高權重之職讓其長期擔任，甚至將自己最寵愛的和孝公主下嫁和珅的兒子，兩家結為兒女親家。

乾隆在歷史上絕對是一位知人善任、愛才惜才的明主，而和坤在其任上也不負乾隆的知遇之恩，幹得有聲有色，頗有政績。乾隆每次重大的外交活動，都由和坤上下打理，細心操辦，不管是會見王公貴族，召見附屬國朝貢和覲見使臣，還是召見英國維多利亞女王派來的使者馬戛爾尼，以及祭祀、大典、封禪等等繁文縟節，和珅都辦得很出色，不愧為一位傑出的政務活動家。

但是，大才並不一定有大德，中國曆來的股肱之臣在主政之初，無不勵精圖治，鞠躬盡瘁，知人善用。但是，一旦權傾朝野之際，便開始結黨營私，招權納賄，排除異己，直至落得一個千古罵名的結局。

和坤也無法例外。他長期處於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地位，不管如何弄權施威，權位對其而言，似乎已經沒有任何激勵作用了。對於缺乏“事業”激勵的他而言，或許只能用錢財和虛名來填補自己的貪慾和空虛之心了。所謂的“和珅跌倒，嘉慶吃飽”，所謂的“富可敵國”加在和坤身上一點也不為過。

乾隆駕崩的第二天，迫不及待的嘉慶皇帝即從和坤府上抄出白銀近8億兩之巨，房屋2700間，當鋪75座，銀號42座，古玩鋪13座，玉器庫2間，所有財寶加起來遠遠超過了皇家的收入，甚至其府上管家的財產都令人瞠目結舌。乾隆朝時的歲入約為7000萬兩白銀，而和坤紅極一時的時間也僅為20來年，可見在其當政的20來年裏頭，大清國的子民有10年光景都是為他一人忙活了。

正如有些史學家指出的那樣，北宋亡不在徽佶，而在神宗;明亡不在崇禎，而在萬曆;清衰不在嘉慶而在乾隆。而這三個朝代都產生過許多在中國歷史上可大書特書的股肱之臣，比如宋神宗時的王安石，明萬曆年間的張居正等等。但是，無論如何，高層管理者中如有和坤式的有大才無大德者，對於一個組織而言，殺傷力可謂大矣。

　　曹參：不圖變革的因循者

一代名相蕭何輔佐劉邦勵精圖治，兢兢業業，創下了漢室太平江山，其死後，曹參代之為相。曹參雖然位列相位，卻耽於國政，“日夜飲以醇酒。”羣臣如有事稟報，一到曹府，“參輒飲以醇酒”，直到被灌醉為止。

年輕的漢孝惠帝立志要像先帝劉邦那樣有一番作為，因此對曹參的“無為而治”很不滿意，多次在殿堂之上詰問曹參。而曹參卻平心靜氣地作了一番“精彩”的辯解，他問惠帝：“陛下自察聖武孰與先帝乎?”意思是説：陛下自己覺得與先帝劉邦相比，誰更聖明偉大呢?惠帝當然不會説自己比父親劉邦更聖明偉大，便回答説：“朕安敢望先帝乎?”意思是説：我怎能與先帝相提並論呢?曹參又問：“陛下觀臣能孰與蕭何賢?”意思是説：您看我與蕭何相比，誰更賢明呢?惠帝説：“君似不及也。”意思是説：好像你的能力不及蕭何。至此，曹參和盤托出了他的治國方略：既然你我才能都不及高祖和蕭何，那麼我們為什麼還要更改他們制定的路線、方針、政策呢?“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這就是著名典故“蕭規曹隨”的來由。

對於現代組織機構而言，穩定是其安身立命的基礎，而創新是其長治久安的靈魂。穩定和創新本來就是一對相輔相成的“矛盾”，而對於具有一定規模和長久歷史的組織而言，不乏守業之人，卻缺乏創新之才。

特別是對於位列高層的管理者而言，要突破和超越前人的業績，特別是要突破前人既定的經過一定歷史時期檢驗的路線、方針和政策，難度會越來越大，風險也會越來越高。因此，“聰明者”如曹參之輩便大有市場，與其“勞心苦，勞力苦”不如“蕭規曹隨，墨守成規”，但是，這卻是現代組織健康發展的大忌。

　　諸葛亮：強人陰影的製造者

“諸葛一生唯謹慎，呂端大事不糊塗”，“三顧頻繁天下計，一番晤對古今情”，能擁有像諸葛亮這樣的股肱治世能臣是歷代帝王的美好願望。

隆中一對，三分天下，出師一表，奠定蜀中，諸葛亮的治世之才，無人存有異議，特別是劉備與諸葛亮之間親密無間的君臣關係，更是令世人讚不絕口。劉備白帝城託孤之時，曾當面告訴劉禪“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意思是説，你與丞相之間的關係，就像父與子的關係一樣，凡事應多諮詢他後再作決定，諸葛亮受此重託，亦不敢懈怠，事事親歷親為，“政事無鉅細，鹹決於亮。”意思是説，政事不管大小，都由他來裁決。

諸葛亮北伐前夕，時年劉禪已年滿22歲，正是少年才俊，英姿勃發之時，而諸葛亮還是一百個不放心，“慮後主富於春秋，朱紫難別”，意思是説：考慮後主年少無知，是非難辨。特派心腹大臣董元擔任侍中一職，統領“衞戍部隊”，“監管”劉禪，“後主益嚴憚之”。劉禪自然會很害怕，故在諸葛亮的.面前總是謹小慎微、噤若寒蟬。事實上，在劉備去世前，諸葛亮曾感歎劉禪“智量甚大，增修過於所望”，意即劉禪非常聰明，其進步超過人們的期望。劉備雖半信半疑，但還是寬心地表示“審能如此，吾復何憂”!意思是：如果真是如此，我又有什麼可憂愁的呢?可是，一晃幾年的工夫，諸葛亮對劉禪又作出另一番天壤之別的評價，把劉禪的智商貶得一塌糊塗。當然，不排除諸葛亮有違心寬慰劉備的意圖，但無論如何，如果諸葛亮真能審時度勢，讓劉禪多參知政務，多加歷練，並着意栽培賢臣，恐怕劉禪便不會成為一個“扶不起的阿斗”了，也不會在鄧艾區區幾萬人馬圍困成都之時，而蜀國主力尚存時刻，竟開門揖盜，束手就擒了。

優秀的管理人才，特別是高層管理人才，在組織發展過程中由於其具有過人的膽識和高超的管理才能，在一定程度上都會產生權力過於集中、事無鉅細、專權專斷的現象。而其他具有潛質的管理人才都或多或少地籠罩於他的陰影之中，管理才能無法得到培養，更談不上顯現和發揮了。

優秀和健康的組織都會通過一些制度性或其他軟性的措施來避免這種“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興衰怪圈，避免陷入“人亡政息”的不利局面。但是，現實生活中，人們所聽到的和所看到的是，更多的組織無法從“強人”的陰影中超脱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