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就像粉刺，无法控制生长散文

从 1999 年当选为瑞典学院常务秘书，恩格道尔和每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有更多接触机会。在他眼里，君特·格拉斯、奈保尔都是气场强大的人，帕慕克则令人难以愉悦，饱受争议的耶里内克则是一个极度害羞的人。同时，在他看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没有所谓地理因素，“文学是地区分布不平衡的，哪个国家出诺奖作家多，这件事情是没有‘国际公正’可言的。”

“13 年前第一次作为常务秘书向记者宣布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前一个晚上，我没有睡着。”

贺瑞斯·恩格道尔是一个讨记者喜欢的人物，他充满激情，话语直率，和四平八稳的老院士们形成了鲜明对比。

“每一年宣布获奖者的前夜，我都要和妻子开家庭会议决定第二天的着装。虽然我每年都穿黑西装，她会为我选上某种颜色的领带，这样以后我看一眼录像里我戴的是哪种颜色的领带，就知道那是哪一年的记者会。”

1999 年，恩格道尔 51 岁的时候，他当上了瑞典学院的常务秘书，在学院里属于少壮派。“那时，我刚当选院士半年，老同事们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让我接任常务秘书。我推却不了，答应他们做十年。十年之后，我离任了。虽然我可以继续做下去，但我想换一种生活方式了。”恩格道尔回忆说。

在推开那扇沉重的大门，走向耀眼的镁光灯时，他通常会想什么？“我在想，他们会不会令今年的获奖者感到意外，会不会喜欢这位获奖者呢？”

“事实上在前几年，情形甚至有点吓人。有一个常年报道诺贝尔奖的瑞典记者，喜欢在我宣布获奖者名字之后大声叫出来，发表他的评论。他非常想见到不知名的作家得奖。我记得在我当常务秘书的第二年，当我念出获奖者的名字时，他喊了一句‘At last!’(终于！)，可谓声震屋瓦，大家都笑了，这使仪式的庄严性受到影响。后来，我私下和他吃饭，让他再不这么做了。”

事实上，宣读获奖者这个过程也曾经让恩格道尔感到危险，他甚至害怕被人扔蛋糕。“幸好我的面前有些漂亮的 18 世纪风格的木护栏挡着。”他笑着对记者说。

那些年获过奖的作家们

由于担任常务秘书，恩格道尔和每一年的文学奖获奖者有更多接触机会。他会到机场迎接他们，也会在记者招待会上为他们挡驾。不过，每一年不同的获奖者性格迥异，给他留下了不少有趣的印象。

“君特·格拉斯是一位很有气场的人，他总是拿着烟斗，如果他不当作家，他就会去当政客了。”这是 1999 年，恩格道尔当上常务秘书之后迎接的第一位获奖者，所以他印象格外深刻。

大名鼎鼎的奥尔罕·帕慕克却让恩格道尔感觉头疼：“帕慕克是一位很难令人愉悦的人，他几乎一直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即使面对面时也不怎么留心听你说话。而回到家之后，他又会写下他见到的一切，以一种超然抽离的姿态，那是他的文学和生活的循环模式。”

虽然同样碰到了沟通障碍，但恩格道尔会用一些方式来和获奖者拉近距离，并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

“我个人最喜欢的是奈保尔。2001年，我到机场接他的时候，他有些严肃。我不知怎么打开话题，后来我们谈到园艺，问起彼此是怎么处理灌木丛的，结果发现大家都在用一个特别好用的德国牌子的机器去对付它们，于是我们聊了一个小时的园艺。他也放松了。”

奈保尔的气场也让恩格道尔印象深刻：“在记者招待会上，有记者向他提出了尖锐的问题。因为他在印度的经历使一些人联想到老式的殖民主义。奈保尔慷慨激昂地回答了问题。在他结束回答之后，我问，有没有下一个问题，居然没有人敢应答，于是我就说，会议结束了。所有人都感到解脱。”

根据恩格道尔的观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可能让一个人变化很大，也可能保持不变。“像匈牙利的凯尔泰斯·伊姆雷，他在诺贝尔颁奖晚宴上喝了他 25 年来的第一杯酒。后来，他太太说得奖使他像变了一个人，从极度内向逐渐变得外向。”

而不变的典型是 2004 年的获奖者，饱受争议的`奥地利女剧作家耶里内克。“她的获奖引起了那么多争议，而事实上她是一个非常害羞的人。她说她不能在超过 6 个人的房间里讲话，所以拒绝出席颁奖仪式。结果我们飞到了维也纳，在一个只有 6 个人的房间里给她颁奖：诺奖主席、我、她自己、她先生和两个奥地利方面的代表。”恩格道尔承认这是非常特别的记忆。

不过，也不是所有获奖者恩格道尔都可以亲眼见到，像获奖时年事已高的英国作家哈罗德·品特和多丽丝·莱辛。“莱辛的情况有些意外。她在 88 岁那年获奖，于是在家里开了一个 Party 邀请亲朋好友庆祝，结果弄伤了自己的背部，没有来领奖。”恩格道尔说。

拉着记者，恩格道尔沿着瑞典学院的走廊，指着那些获奖者的黑白头像照片一一说过去，最后，他指着勒克莱齐奥旁边的一个空位置，“莫言的头像大概会摆在这吧。”他说道。

“文学是地区分布不均的”

通常常务秘书在发布会上使用瑞典语和英语两种语言，但是恩格道尔喜欢用五种语言来宣读获奖理由，其中包括英语、瑞典语、德语、法语和俄语。在几乎个个是语言天才的瑞典学院里，他是唯一一个会俄语的。这和他早年的经历有关。

在 1970 年代，冷战正如火如荼的时候，瑞典作为严防苏联的前线，需要培养一批会俄语的人才。

当时在军队服役的恩格道尔被选中了。他学习语言和俄罗斯的历史文化，包括文学。恩格道尔经常以导游的身份带着瑞典旅行者穿行于整个苏联。他对苏联各地方文化和风土人情了如指掌。这也为他理解俄国文学提供了深刻的基础。

那时候，俄罗斯出现了肖霍洛夫、索尔仁尼琴等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喜欢俄国文学的恩格道尔或许没有想到多年以后，他会成为文学奖评委。可惜，俄罗斯人自 1987 年布罗茨基获奖之后，再也没有产生新的获奖者。“现在的俄罗斯文学没有达到世界的高度。”

由于担任常务秘书，恩格道尔在 21 世纪的前十年实际上成为话语权最重的诺奖评委，他对各国文学的意见也为外界所重视。2008 年 10 月，心直口快的他在接受美联社记者的采访中，认为“美国文学太狭隘，太孤岛化”，引起了美国各大媒体的口诛笔伐。

那时正是 2008 年诺贝尔文学奖宣布前几天，美联社女记者尖锐地写道：“菲利普·罗斯、厄普代克、品钦（均为美国作家），你们不要指望获得今年的诺贝尔奖了，常务秘书已经这样批评美国文学了。”

恩格道尔回忆了当时的情景：“我和那位女记者聊了一个小时，在还剩最后五分钟的时候，她问我关于翻译文学的看法。我说，在美国和英国，翻译图书出版得很少，质量也不是很好，不像在德国和法国，你可以在书店看到世界各国的图书，按类别分好。这当然不是一个好事。可是我没有说哪个作家不能得奖。”

没想到这位女记者几乎就用了这最后五分钟的谈话进行了发挥。那一天午夜，恩格道尔在斯德哥尔摩的路上走着，用手机偶然查了一下邮箱，发现数百封愤怒的信件如潮水一般涌入。对他来说，这是始料未及的。后来，他在英国《卫报》发表了一个声明。

确实，在托妮·莫里森于 1993 年获得文学奖之后，美国作家再也没有拿过该奖。很多美国人以此认为诺贝尔文学奖评奖委员会和他们有隙。

“不过，文学这件事，是地区分布不平衡的，它有时就像粉刺，爱在哪里长就在哪里长，你不能控制它。

爱尔兰那么小的一个国家，出了那么多好作家。而并不是说美国很大，就一定有很多好作家。这个事情是没有‘国际公正’可言的。

恩格道尔已经出任评委会委员15 年了，他看起来还很享受这份工作：“虽然大量阅读会毁了你的夏天，特别是当同事向你推荐那些其实并不好读的作品时，不过大多数时候，这还是一件很美好的事。”

与其他评委会成员相比，恩格道尔的独特之处在于，他是唯一一个不写诗的。其他人都有诗集面世，而他将自己定位为批评家，专攻浪漫主义文学。而且他居然还是一位舞蹈艺术的批评家，经常为瑞典的报纸撰写舞蹈专栏。这也得益于他早年在俄罗斯经常观看芭蕾舞的熏陶。他认为多元化是评委会的好事。不然，圈子和趣味就越来越窄了。

最近，他在潜心研究 18 世纪的瑞典外交官古斯塔夫·克鲁茨（Gustav Creutz）的经历。他发现，在巴黎，外交官被紧密地监视，而那些情报今天给他的研究提供了很多便利之处，“我几乎能知道克鲁茨每一天在干什么，这真是一件奇妙的事。”恩格道尔又回到那精力充沛的状态，比画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