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生命 理查德

在一篇名为《实用主义和浪漫主义》的论文中，我试着重申了雪莱《诗之辩护》中的观点——浪漫主义的核心，我写道，是它宣称理性只能跟随在想象发生之后。没有词语，就没有理性思维。没有想象，就没有新的词语。没有那些特定的词语，就没有道德或者思想上的进步。

我以对比诗人给予我们更丰富语言的能力，与哲学家想寻获进入真正的真实存在的非语言途径的尝试[1]来结束那篇论文。柏拉图关于这种途径的梦想，本身就是个诗意的巨大成就。但到了雪莱的时代，我认为，它(指“这种途径”——译者注)已经被凭空构想了出来。现在我们比柏拉图更有能力认识到自己的局限——去承认我们永远也无法触及比我们自身更伟大的事物。我们希望取而代之的是，几个世纪以后，因为我们遥远的后代所使用的语言比我们现在用的有着更丰富的资源，而使人类在地球上的生活能够越来越丰盈。我们的词汇将为他们的词汇做好准备，就像祖先们的词汇为我们的做好了准备一样。

在那篇论文中，同以前的写作一样，我都在一种延伸意义上使用了“诗意”一词。我扩展了哈罗德•布鲁姆“强大的诗人”[2]这一术语的范畴，来概括那些如弥尔顿与布莱克这样的诗人一般，创造了新的语言游戏以供我们把玩的散文作家们——比如柏拉图、牛顿、马克思、达尔文，以及弗洛伊德。这些游戏可能涉及数学算式，或者推理论证，或者戏剧性的叙述，或者(在诗人那儿则是)韵律革新。而散文与诗歌的不同，则与我的哲学意图无关。

完成《实用主义与浪漫主义》一文后不久，我被诊断出了无法治愈的胰腺癌。得知这个坏消息的几个月后，我与我的长子以及一位来访的表亲围坐在一起喝咖啡。我的表亲(一位浸信会牧师)问我，我的思想是否开始转向一些宗教性的主题，而我回答“不”。“那么，哲学呢?”我儿子问。“不，”我回答道，无论我写过还是读过的哲学都似乎无法与我当下的情况发生什么特别的联系。我对伊壁鸠鲁“死亡的恐惧是非理性的”的观点，和海德格尔“本体神学起源于企图逃避人的必死性”的暗示都没有意见。但就算ataraxia(远离纷扰)和Sein zum Tode(朝向死亡的存在)[3]也似乎没有说到点上。

“难道就没有什么你读过的东西能起点作用么?”我儿子坚持问道。“有，”我发现自己居然脱口而出，“诗。”“哪些诗?”他问。我举了两首最近从记忆中翻出来，而且神奇地鼓舞了我的老掉牙诗作，举得最长的是斯温伯恩《普鲁塞庇娜的花园》[4]中的几行：

我们用简洁的感恩祷告，

向随便哪几位神祗致谢，

感谢他们使生命都不能长存;

感谢他们让死者永不能复生;

感谢他们让最孱弱的河流

历经曲折终在某处汇入大海。

还有兰道的《在他七十五岁生日时》[5]：

我爱自然，排自然之后的是，艺术;

我在生命之火前温暖了双手，

当它渐息渐灭，我也准备起身而走。

我在河流蜿蜒的流动，和那些忽明忽暗的余烬中找到了安慰。我怀疑，散文是无法制造出与之具有可比性的效果的。不单单意象，还有节奏与韵律都是完成这项工作所需的。在诗里，比如这些诗行，这三者共同作用制造出了压缩的深度，也如此这般制造出了冲击力的深度，这只有诗歌能够做到。跟诗人弄出来的锥形装药法[6]相比，即便是最好的.散文也显得尽是在毫无目的地乱开枪。

虽然有各式各样的诗歌片段在一生中的许多特别时刻给我带来过重大意义，但我从没能去亲自写写诗(除了在无聊的教师会议上信手写的十四行诗——也不过就是些涂鸦罢了)。我也没有跟紧当代诗作。当我读诗时，最喜欢的，大多还是年轻气盛时读的那些。我怀疑我对待诗歌的矛盾情绪，从狭义上说，是我有一个诗人父亲而产生俄狄浦斯式难题的结果。不管为什么会那样，现在的我真希望在过去的岁月里能多花点时间在诗歌上。不是因为我会害怕错过散文中那些陈述里无用的真理。那里头没有那些所谓的真理; 那里头没有什么是关于斯温伯恩和兰道知悉，而伊壁鸠鲁和海德格尔没能领会的死亡的。或多或少是因为，如果我能多背出点老掉牙诗歌我会生活得更加完满——就像我如果多交几个挚友一样。拥有更多词汇的文化，比起那些拥有贫瘠词汇的文化，会使人类变得更加完满——更加脱离野蛮;每一个男人和女人，当他们的记忆里储备了充足的诗歌时，他们将成为更完满的人。在一篇名为《实用主义和浪漫主义》的论文中，我试着重申了雪莱《诗之辩护》中的观点——浪漫主义的核心，我写道，是它宣称理性只能跟随在想象发生之后。没有词语，就没有理性思维。没有想象，就没有新的词语。没有那些特定的词语，就没有道德或者思想上的进步。

我以对比诗人给予我们更丰富语言的能力，与哲学家想寻获进入真正的真实存在的非语言途径的尝试[1]来结束那篇论文。柏拉图关于这种途径的梦想，本身就是个诗意的巨大成就。但到了雪莱的时代，我认为，它(指“这种途径”——译者注)已经被凭空构想了出来。现在我们比柏拉图更有能力认识到自己的局限——去承认我们永远也无法触及比我们自身更伟大的事物。我们希望取而代之的是，几个世纪以后，因为我们遥远的后代所使用的语言比我们现在用的有着更丰富的资源，而使人类在地球上的生活能够越来越丰盈。我们的词汇将为他们的词汇做好准备，就像祖先们的词汇为我们的做好了准备一样。

在那篇论文中，同以前的写作一样，我都在一种延伸意义上使用了“诗意”一词。我扩展了哈罗德•布鲁姆“强大的诗人”[2]这一术语的范畴，来概括那些如弥尔顿与布莱克这样的诗人一般，创造了新的语言游戏以供我们把玩的散文作家们——比如柏拉图、牛顿、马克思、达尔文，以及弗洛伊德。这些游戏可能涉及数学算式，或者推理论证，或者戏剧性的叙述，或者(在诗人那儿则是)韵律革新。而散文与诗歌的不同，则与我的哲学意图无关。

完成《实用主义与浪漫主义》一文后不久，我被诊断出了无法治愈的胰腺癌。得知这个坏消息的几个月后，我与我的长子以及一位来访的表亲围坐在一起喝咖啡。我的表亲(一位浸信会牧师)问我，我的思想是否开始转向一些宗教性的主题，而我回答“不”。“那么，哲学呢?”我儿子问。“不，”我回答道，无论我写过还是读过的哲学都似乎无法与我当下的情况发生什么特别的联系。我对伊壁鸠鲁“死亡的恐惧是非理性的”的观点，和海德格尔“本体神学起源于企图逃避人的必死性”的暗示都没有意见。但就算ataraxia(远离纷扰)和Sein zum Tode(朝向死亡的存在)[3]也似乎没有说到点上。

“难道就没有什么你读过的东西能起点作用么?”我儿子坚持问道。“有，”我发现自己居然脱口而出，“诗。”“哪些诗?”他问。我举了两首最近从记忆中翻出来，而且神奇地鼓舞了我的老掉牙诗作，我们用简洁的感恩祷告，

向随便哪几位神祗致谢，

感谢他们使生命都不能长存;

感谢他们让死者永不能复生;

感谢他们让最孱弱的河流

历经曲折终在某处汇入大海。

还有兰道的《在他七十五岁生日时》[5]：

我爱自然，排自然之后的是，艺术;

我在生命之火前温暖了双手，

当它渐息渐灭，我也准备起身而走。

我在河流蜿蜒的流动，和那些忽明忽暗的余烬中找到了安慰。我怀疑，散文是无法制造出与之具有可比性的效果的。不单单意象，还有节奏与韵律都是完成这项工作所需的。在诗里，比如这些诗行，这三者共同作用制造出了压缩的深度，也如此这般制造出了冲击力的深度，这只有诗歌能够做到。跟诗人弄出来的锥形装药法[6]相比，即便是最好的散文也显得尽是在毫无目的地乱开枪。

虽然有各式各样的诗歌片段在一生中的许多特别时刻给我带来过重大意义，但我从没能去亲自写写诗(除了在无聊的教师会议上信手写的十四行诗——也不过就是些涂鸦罢了)。我也没有跟紧当代诗作。当我读诗时，最喜欢的，大多还是年轻气盛时读的那些。我怀疑我对待诗歌的矛盾情绪，从狭义上说，是我有一个诗人父亲而产生俄狄浦斯式难题的结果。不管为什么会那样，现在的我真希望在过去的岁月里能多花点时间在诗歌上。不是因为我会害怕错过散文中那些陈述里无用的真理。那里头没有那些所谓的真理; 那里头没有什么是关于斯温伯恩和兰道知悉，而伊壁鸠鲁和海德格尔没能领会的死亡的。或多或少是因为，如果我能多背出点老掉牙诗歌我会生活得更加完满——就像我如果多交几个挚友一样。拥有更多词汇的文化，比起那些拥有贫瘠词汇的文化，会使人类变得更加完满——更加脱离野蛮;每一个男人和女人，当他们的记忆里储备了充足的诗歌时，他们将成为更完满的人。 当它渐息渐灭，我也准备起身而走。

我在河流蜿蜒的流动，和那些忽明忽暗的余烬中找到了安慰。我怀疑，散文是无法制造出与之具有可比性的效果的。不单单意象，还有节奏与韵律都是完成这项工作所需的。在诗里，比如这些诗行，这三者共同作用制造出了压缩的深度，也如此这般制造出了冲击力的深度，这只有诗歌能够做到。 当它渐息渐灭，我也准备起身而走。

我在河流蜿蜒的流动，和那些忽明忽暗的余烬中找到了安慰。我怀疑，散文是无法制造出与之具有可比性的效果的。不单单意象，还有节奏与韵律都是完成这项工作所需的。在诗里，比如这些诗行，这三者共同作用制造出了压缩的深度，也如此这般制造出了冲击力的深度，这只有诗歌能够做到。